“小说精神与中国之心”，这个题目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只是最近在思考一个很彷徨的巨大题目，把这段时间的想法拿出来跟大家聊聊，不成熟的地方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，让大家知道施老师说的“庞然大物”也只不过是纸糊的而已。
关于这个题目我想从某一个角度入手。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小说，从梁启超提出的“小说革命”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大家都很热爱文学，从我个人来讲，我是专业的文学工作者，经常面临大众对文学的质疑。这样的质疑，有的有道理，有的没道理。文学的状况确实不尽如人意，但是中国不只是文学，还有其他许多可质疑的地方。文学只是一小部分，它总是逃不过中国所存在的一个难以摆脱的框架。只要一谈文学，大家都会说现在的作家精神高度不够，艺术创造力不够，原创力、技术不好等等。质疑者当然有权利提出批评，但仔细想来，其实是没有道理的。就像百米跑，一个人跑了8秒的成绩，已经是破了世界记录了。但批评者却说，这不成，得跑7秒。他有权利说此话，但却没有道理。
同样，精神高度、原创力、技术等问题，是自身的限度之内的问题，是身体和心灵的限定。那些对于文学的指责很有气势，但是完全无效的说法。文学发展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一个反思角度，而反思的角度从何确立，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问题。如果一开始跑的方向就错了，这就有了质疑的理由。我们的文学现状中，是不是有跑偏的情况？有。我们现在的小说发展就处于偏离跑道的状态，但由于跑者和观看者都习惯了，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偏着跑而不自知。这就关系到今天要谈的题目：“小说精神与中国之心”。
自我想象：希伯来式的“灵魂”
中国之心——“心”是什么？不是“我的中国心”的心，小说是中国人想象自我的方式和途径。当初梁启超倡导“小说革命”，认为小说可以救国，可以唤醒民众，是因为他认为小说是想象自我的重要方式和途径。于是，就有了如何认识自我、如何想象自我，以及自我如何被命名被体验的问题，这与小说创作是休戚相关的。
在传统中，中国人认为能够感觉思维，对世界做出反应的“我”是 “心”，以心命名自我意识。这种语用习惯持续至今。但是当我们要写文章，想对自我采取一个比较郑重的态度时，我们不用“心”，而用一个更高级的词——“灵魂”，它代表了我们对于自我的比较严肃、高级、深刻的想象情境。
“心”与“灵魂”是有重大区别的，但是这种区别很少被我们自身，被文学家、评论家意识到。因为我们谈到灵魂时所确定的前提，不是中国本来就有的，而是西方传入的，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。我们可以从自传和自传性的角度来谈。
自我想象牵涉到自传性问题。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作家一开始写作都有强烈的自传性。写“我”自己，写自己的生活，通过对自身经验记忆的分析、表达来求证自我的意义。自传及自传性是在我们的写作中特别重要的因素。这也是在五四前后引入西方的影响的元素。中国人写的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自传是1910年容闳的《西学东渐记》。与传统对生活的自我表述不同，我的生活、我的形象、我的意义，向内的自我探索出现了。第二本是林语堂《吾国吾民》，第三本是胡适《一个三十岁男人的自述》。胡适说：“写自传使我觉得我像一个基督徒”，这句话敞开了自传这种自我表达方式的源头。《圣经》中的福音书可能是最早的自传，确认人有一个不断成长的灵魂，向着终极目标不断接近的灵魂。通过以上几人，通过五四运动，通过百年来欧风美雨的洗涤，这一体系已经全面建构，到现在我们已习惯于在这个背景来想象自我，观照自我。
这里面当然有问题，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本来的与外来的哪个更好，而在于是否当我们表面的想象中都以为我们有一个“灵魂”时，事实上却没有那种意义上的灵魂，而只有一个“中国之心”的“心”？
当我们精英文化已习惯于使用关于灵魂的想象时，他离“中国之心”的“心”究竟有多远？事实上很远。只有当我们确认有一个上帝（宗教或终极意义上的），才能谈及灵魂，才能谈及对终极价值的追寻，但我们有吗？这个在我们心里重要吗？当我们用来想象的途径在中国人心里不存在时，精英们也许会说中国人落后，国民性有问题，但反过来说，也许是精英们将我们本没有的东西强加在我们身上。
文学窘境：难贴中国之“心”
回到文学上，“心”的意义上的文学一直是非常少非常弱的。而“灵魂”意义上的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主流，也是文学阐释的主要方向。中国小说的现代建构从根本上说是个“灵魂”，是希伯来式的想象对文学、世界和自身的梳理。真正能够触摸到“中国之心”的小说是凤毛麟角。比如说，施蛰存的《石秀》是对《水浒传》中石秀杀嫂情景的重写，原著中是关于基本的伦理原则的问题，但施蛰存先生改写石秀，对他进行了弗罗伊德式的深度剖析。对此我深有疑惑，是施蛰存发掘了中国人如此想而没意识到的心理深度，还是强加于中国人的想象呢？
这里面某种程度上隐喻了中国小说一百年里所做的主要工作——作家的方向都是按照希伯来背景下的自我认知方式发展起来的，这是用关于“灵魂”自我的一套理论来对中国人的“心”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解读。
比谁更深刻，比谁能发现别人未发现的东西，这是我们的方向。但是事情还有另外的可能。也许石秀本来就没有这么想，也许中国人的内心体验和对世界的看法上都没这么想，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如此自我言说，这是需要警惕的。素心、赤心、童心……还原之后，我们会发现灵魂、终极意义等只是语言的操作，现有的语言体系无法包容我们复杂的体验。
我们的文学思想高度并不低，也不乏对大词的热爱，但感觉不到贴心的东西，尤其是难贴中国之“心”，这是反思的重要途径。尽管一百年来，中国人一直在追求希伯来式的灵魂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办法追到！ 时间向度、线性思考是希伯来式灵魂的特征。对于西方人来说，自我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过程，忏悔，拯救，上帝和终极意义在场。而中国的自我没有时间维度，对自我的认识不存在戏剧情结。中国人的自我有一个空间维度，中国人说起心全和空间感有关，比如孔子说：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”在空间中随心所欲的途径才是中国人想象自我的方式。
“心”与“灵魂”，无法绝对地分出好坏，但对“中国之心”的漠视与抑制百年来没有改变。关于中国之心的言说在现代小说中一直是被高度抑制的，那么现在，贴近中国之心，重新走向中国之心，理应成为现代小说的根本性取向。 近一两年，关于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话题在诗坛吵嚷不休，争论双方都自以为掌握着真理而对别人的观点嗤之以鼻。我们且撇开谁是谁非的二元判断，而直接去探究问题症结所在。依我看，问题也许恰恰在于如何走近事物本身。正像如何走近中国之心，走近中国人独特的生命体验，打破笼罩在中国之心的隔膜，是对中国文学的严峻考验。而百年来中国的小说创作在路径选择上的偏差显而易见。中国之“心”与希伯来式的“灵魂”的差别只是介入问题的入口，我们希望借此可以窥见在西方背景下整个现代话语的建构过程。其实，对情节、故事、人的心理深度、小说的精神品质的探索和理解，中国古代就已经开始了，我们的小说家却非要将这些“挂在上帝的衣襟上”。对于现在通行的理论建构，我们必须保持警惕。因为这种在西方背景下逐渐建构的一整套体系，未必适用于从古老传统一路走来的中国社会。“拿来”是好的，但是非要把拿来的东西强加于己身，却可能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。
从这种反省中，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：如何贴中国之心，如何更准确地表达中国人的感受和经验，才是作家应该着力的地方。70年代末以来，当代小说的失败无力、自以为深刻实则浅薄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尤其现在，小说创作每到深沉处总要提《圣经》某处云云。站在现成的理论角度与话语系统之上，难以看到真正的中国之心，难以把握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。作家对此如果缺乏反省意识，那么即使面对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等血淋淋的历史现实，也难以产生有力量的作品。
在中国的精神传统中，向来没有终极价值、终极目标，没有可以忏悔和皈依的上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人是最孤独的，也是最勇敢的，中国人一直都知道凡事只能靠自己。《诗经•黍离》曰：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。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孤独感深入骨髓。诸如此类的中国式体验不仅仅是心的问题，同时也是小说的问题。
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等，现在的人仍津津乐道，但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、表达方式、对自我表现的独特性，即传统的小说精神已经被人遗忘了。而且，即使怀揣中国之心，我们也已经缺乏对这颗心的感知能力和表达能力，之所以在这里与大家讨论这个话题，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。
